剧情：《我的姐姐》|个人价值与家庭伦理的抉择
在影片伊始，面对需要抚养的弟弟，所有人都采取了一种踢皮球的态度，而最后踢皮球作为一种娱乐游戏的意志，消解了片名，整个段落色调明亮梦幻，刻意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结尾安然到底选择是选择接回弟弟，还是为了理想远走北京，影片并未给出答案。若将弟弟接回来，则会被贴上“圣母”标签，若弃养弟弟，又会被指责成“冷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尾处理虽然更讨巧，但也反映了影片中对于女性自主意识独立的探讨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尝试，影片前段极力塑造安然独立孑然的形象却在最后选择阶段陷入了暧昧语境，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市场的妥协。
在影片《我的姐姐》剧情中揭示了女性的一个普遍困境，即女性在当今社会中处于“第二性”的位置。波伏瓦在解释女性之所以会处于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时论述到：“男人拥有的经济特权，他们的社会价值、婚姻的威望，得到一个男人支持的益处，这一切鼓励女人热烈地取悦男人。她们整体还处于附庸地位。因此，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当今社会，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弟弟的姐姐，这些身份往往大过女性自身。
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观念，使得安然在生理、安全、爱与归属等中低层次需求的满足程度不足。她对待弟弟的冷漠，对感情的不善表达，其实都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使安然在经历了原生家庭创伤之后最明显的外在心理状态，电影通过这些创伤视觉符码将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创伤一一表露。
影片塑造了两代姐姐。姑妈是为家庭操持牺牲的传统女性，代表着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的命运。两代姐姐的区别就是，年轻的安然还有选择，但是姑妈没有，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姑妈的权益长期被漠视被剥夺，当年的姑妈与弟弟，一个考上了大学的俄语系，一个考上了中专。结果为了弟弟，姑妈放弃了去上大学的机会，影片中，姑妈诉说了很多他的心路历程，她人生所有的价值都是为了弟弟与家人牺牲，所以在潜意识中，她将这些牺牲当成勋章，一遍遍诉说出来麻痹自己。
影片聚焦于女主角安然面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与是否向传统“长姐如母”的家庭伦理妥协之间的抉择，挖掘在家庭伦理中“姐姐”身份所带来的精神困境。但在结尾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而是用似梦非梦的开放性结局，从这一层面来看，影片中对于女性自主意识独立的探讨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尝试，在性别意识敏感的当下，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市场的妥协。
影片《我的姐姐》剧情全片采用了家庭伦理的叙事视角，故事聚焦于姐姐面对家庭伦理与个人价值之间的抉择，塑造了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主形象。一开始，姐弟关系是非常疏远的，父母的突然离世，所有的亲戚都认为应该由安然来抚养弟弟，迫使安然不得不与弟弟相处一段时间，他们“互相伤害”。
同时也给安然灌输着“长姐如母”的陈旧思想，“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规劝着安然与她做出同样的选择。但当她人到中年，对着俄罗斯套娃熟练地说出俄语单词时，充满了怀念与遗憾，也最终说出“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姑妈从规劝安然到尊重安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其态度的转变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关于家庭伦理叙事的影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如《地久天长》剧情、《你好，李焕英》剧情、《我的姐姐》剧情等。在这类作品中，往往聚焦于家长里短，“围绕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情感纠葛，将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从家庭出发去认知整个社会，以小见大，形成反映亲情伦理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特定社会话题表达。“在结构设置上，多为二元对立，以“新旧”等道德观念为伦理矛盾的主要冲突。
姐姐安然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在那个二胎还没有开放的年代，他父亲为了去社区开批准生二胎的证明，让她假装残疾，结果谎言被拆穿，她只能被寄养在姑妈家里，过着被表哥欺负，姑父偷看洗澡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影响下，安然形成了独立、尖锐且强势的性格，她成熟独立且渴望“闯出去”。在她高考填志愿时，本来报的是北京一所高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却被父母偷偷改成了本地一所学校的护理专业。为此，她与家里决裂，想要摆脱原生家庭，远走北京读研。
姑妈与安然截然不同的选择，更像是两种思想意识的碰撞。姑妈代表的是传统家庭伦理中的亲情取向，是带有属性的，工具化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悲剧意味，而安然更多的是当下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与姑妈成一种镜像对照关系。同时，安然的举动也代表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家长权威，以及伦常基础遭到一定的瓦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刚刚准备开始奋斗的年纪，父母出了车祸双双离世，只留下了5岁的弟弟。在所有的眼里，成年的姐姐是抚养弟弟的唯一人选，但是对安然来说，只见过几面的弟弟时一个累赘，抚养弟弟，她自己独立自由充满理想的人生就会被截断。因此她很排斥弟弟，想把他送养，但是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她对弟弟的情感悄然发生了变化。社会家庭与个人追求之间的的矛盾，对女性来说时一个永恒的难题。影片立足与中国传统以来的“长姐如母”观念，影片的故事聚焦与姐姐的选择，挖掘在家庭伦理中“姐姐”身份所带来的精神困境。
但对于弟弟的诉求，安然一概不管不顾，甚至想过在地铁站丢掉弟弟，弟弟也一开始对安然吐口水，将饭菜倒在姐姐床上。但是在相处过程中，互相依靠的两人渐渐产生了情感，安然陷入了两难。选择抚养弟弟，意味着自己放弃理想，而弃养弟弟，则有悖于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二元对立的情节的设定，表达出了一种真实的困顿与挣扎。
此外，在影片的逻辑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生硬。全片强行将弟弟的行为成人化。弟弟的表达能力和逻辑，都不像一个五岁的孩童。比如他会在姐姐来例假的时候，无师自通地给姐姐煮上一碗红糖水。为了不成为姐姐的负担，而去偷门卫的电话，与收养家庭联系解释误会，似乎都是在为姐姐最后的两难选择做铺垫。
安然在家族中，饱受亲戚的指责与批判，在工作中，因为是护士而被歧视，起初安然一直秉承着“他没有错，但是我不能为他放弃更多了”的决心与态度，但短短与弟弟相处了一段时间，便与亲情和解，与家人和解，影片的铺垫过于单薄，以至于人物转变的内驱动力不足，实则令人匪夷所思。
《我的姐姐》剧情作为一部成本仅3000万的小成本电影，在清明档上映后，截至目前票房达到8.23亿，除了影片本身的亲情伦理引发大众共鸣以外，还涉及到“长姐如母”的传统伦理讨论，“扶弟魔”“妈宝男”、“职业歧视”等多个当下社会的痛点，带有更多的社会属性。
《我的姐姐》剧情中的父亲形象虽然缺席，但是却在安然的记忆和梦境中反复出现，童年被父亲打骂和忽视如同梦魇一直缠绕着她，也造成了她性格的缺陷。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按顺序由低到高依次出现。
《我的姐姐》剧情真实地将二胎家庭引发的矛盾和女性在家庭、社会中面临的困境等的现实话题抛给观众。影片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对姐弟间情感的变化，将选择交给观众。影片结尾，从来不穿裙子的姐姐，穿了一身明亮的长裙，来到领养家庭将弟弟接走。他们在雨中踢起皮球。这里的踢皮球也对应影片的别名《踢皮球》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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